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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

  • 发布时间:2020-10-19 07:01:59
  • 作者:中检在线


张文木: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




  核心提示: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之势。


  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过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扞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便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文/张文木,来源/环球视野)



台湾民主光鲜背后的巨大危机


核心导读:台湾选举再次和平落幕了。民主化以来,尽管选举有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但在世界范围内看,台湾的民主化可算是非常理性与和平的了。这是有内外因素造成的。从内部而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富裕社会,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众的教育水平高,行为理性。



如果没有两蒋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台湾可能只是一个类似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民主。从外部而言,台湾政治精英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大陆两方面的压力。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化,并且对台湾的政治精英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政治人物的“民主行为”至少能够为美国所接受。同时,台湾的民主化本身就是为了应付中国的崛起。如果台湾不民主化,它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就会消失。


尽管台湾民主化也只不过是20来年的时间,但无论台湾民主还是人们对台湾民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民主不再具有刚刚开始那样的特殊性。这也可以说是因为民主成熟了。这种成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不管成败,政治人物对选举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再如,台湾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已经不如从前。和其它社会一样,在民主化开始之际,台湾社会对民主表现出异常的狂热。到今天,社会不再把民主看得当初那么神圣了,而只是政治权力更替的手段。


民主成为常态,台湾人也是享受这种民主的。这里,龙应台对台湾的感受很具有典型性。最近,她在论及中国的崛起时就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严幸福”。(当然,这里她忘记了台湾民主化之前艰难崛起的事实了。)又如,她在1994年写文章比较台湾和新加坡时说:“还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2003年,她重访狮城,虽然她认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湾成熟,但她还是不会选择新加坡。她说:“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个国家……因为台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这正是新加坡的长处。新加坡的短处是文化厚度不够,而这正好是台北的长处,所以,如果能把这两个城市合为一个国家,我认为就是最理想的国度。”(当然,台湾的长处不仅限于文化,而新加坡的长处也不仅限于管理。)


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哪里?或者,人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较小的问题。第一、台湾人民的确可以享受民主所带来的好处,但能否同时可以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第二、台湾民主本身是否可以应付这些负面效应,而促成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对民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引出人们足够的思考。对民主不能停留在简单地接受与否定、喜欢与不喜欢的态度。今天,台湾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所再次面临的问题,即在权威和自由之间、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在发展与自由之间、在贫困与自由之间,人们做怎样的选择。民主保证了台湾社会所有的自由,但却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其它方面的进步。



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


今天的台湾社会是个典型的政治权威被彻底解构的社会。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被解构的过程:其一,权力中心的解体,从前是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国民党是权力中心。但在国民党被分解之后,就不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其二,几个微弱的权力中心共存,或者说多党制。它们之间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否决,不能构成足够的权威来对社会发生影响,或者引导社会,或者解决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其三,市民社会迅速成长和成熟,在维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台湾,从少年到老年,有层出不穷的各种类型的志工团体。台湾处于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状态。其四,社会几乎具有完全的自由,社会运动丛生,从各个角落崛起,来挑战本来已经非常软弱的政治权威。


对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权力被解构、而市民社会强大的台湾,简直就是理想的社会。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处于自治的状态,不存在来自权威的任何危险。每个人都似乎可以发挥其无穷的创造力,都似乎可以选择做自己所想要的事情,都似乎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人伦、人文等人性的光辉都被发扬光大。很少有人不喜欢这一切。


不过,一个经常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台湾民主如何可以实现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今天民主化了的台湾在其民主的光鲜背后也深藏着巨大的危机。台湾内外部,人们也开始从不同角度讨论台湾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不过,如果把台湾民主置于民主的全球背景之中,其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巨大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民主的内部陷阱,姑且称其为“希腊陷阱”。就民主的内部来说,所要处理好的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主化以来,台湾社会解决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资本和社会、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民主化一方面解构了政治权力,造成了一个弱政府;同时,社会也通过影响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高福利社会。选举民主导致高福利,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台湾也不例外。例如,台湾在短短几年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健保制度。但福利制度的弊端也深刻反映在台湾的体制里,也就是高福利的可持续问题。健保制度运作没有多少年,就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尽管民主化以来,历届政府都宣称要解决好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对关系越来越紧张。对政府来说,没有有效的资本运作,如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高福利制度了。尤其是今天,和全球资本一样,台湾的资本也处于高度流动状态。


资本喜欢能够为资本利益发声和提供有效服务的政府,一旦资本觉得生存和发展环境不佳,就会流出。台湾的民主解决了重要的经济问题,那就是政府对资本来说,不再是“掠夺性”的。但对资本来说,民主并不能保障亲商政府。长期以来,台湾资本的外流尽管有全球化的因素,但不理想的甚至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因素。资本和产业的出走,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在社会和资本之间,资本总是占据优势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需要有效的政府来平衡资本。但在不存在有效政府情况下,资本在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今天,台湾的收入差异巨大,政府对此无能为力。社会所能抗议的只是政府,而非资本。台湾的社会抗议浪潮(例如太阳花运动)是弱政府、强资本状态的反映。


在区域背景中,民主化不仅没有像当初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会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而是相反。如果台湾和外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政府对资本、社会等等要素都具有主权,或许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则不是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处都是竞争。在资本出走而政府无力干预(例如限制资本出走或者引入新的资本)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在急剧下降。



台湾外交过度民主化


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政府的税收就下降。紧接着,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至少是财政能力)跟着急速下降。从世界范围看,一旦经济恶化,很难保障人性光辉方面的永存。在台湾社会的一些方面,人性恶的方面已经表露出来。


尽管如此,在选举主导的民主下,政治人物仍然做不切实际的考量,为了自私利益,或者为了选票,过度对选民做福利的承诺,而不是针对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是希腊陷阱: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不但无能消减福利,反而为了选举增加福利,社会抗议潮不断甚至激进化。这是典型的民主治理危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所关心的仅是谁掌握政权,没有人在真正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这对台湾民主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从外部来说,台湾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乌克兰陷阱”。台湾如果要在国际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和中国大陆处理好关系,这就要求台湾方面具有高超的“外交”能力。不过,台湾的外交已经过度民主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已经不可能。正如内部政治,台湾的外交也经常表现出“激进化”趋向。“激进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根源。


一是来自社会,尤其表现在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政治势力中间,他们简单地相信,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台湾就可以自然占据国际上的道德制高点。他们幻想其它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会为了台湾民主而和中国对立甚至冲突。第二是来自政治人物,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挟持”民众,置中国大陆的利益于不顾,走民粹主义路线。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台湾的地缘政治局面。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挟持民主而去做冒险的事情,或许就会陷入“乌克兰陷阱”。


如此看来,在台湾民众享受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必须对台湾民主做冷酷的考量。经验地看,对民主的批评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亚里斯多德论及古希腊的各种政体时,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相反,亚里斯多德认为民主容易衰落成为民粹主义,甚至暴民政治。亚里斯多德相信,类似共和政体那样的混合政体最为理想。在近代民主化高潮之时,西方更存在着大量的民主批评者。即使在当代,西方仍然有大量的反思和批评民主的声音。


实际上,民主批评一直是西方民主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是在西方之外,在民主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具有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时,批评民主往往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作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范,台湾的确可以为和平理性的民主化感到骄傲,但如果民主的骄傲演变成为民主的傲慢,结果必然会是悲剧。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是最保守的,也是最激进的。说其保守,因为在政治力量互相制约和否决的情况下,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说其激进,是因为什么力量都可以自由地站出来,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保守和激进的两极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保守,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便需要诉诸激进的方法。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极左政治力量(例如英国工党)和极右思潮(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都在崛起。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台湾民主的走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相关阅读:台湾大选,谁是最大输家?


最大输家是北京?


举世瞩目的台湾第11任总统选举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在"没有意外"的状况下尘埃落定。


蔡英文狂赢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300多万票,并且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带领民进党首度横扫过半席次,实现首次"完全执政",而国民党则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不仅失去执政权,更首次成为国会的少数。因此,坊间都口径一致地将此次台湾大选解读为"国民党的历史性大溃败"。


此话没错,然而倘若从本次选举对台湾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抑或将视角扩大至中国"崛起"下台湾社会对北京离心力的急速变化来看,则如假包换的最大输家是北京。


*图为台湾大选选票


四年前的今天,笔者在《明报》刊登的解读上一届选举的文章题目为《台湾大选,北京才是最大输家》。为何仅四年中国政府从"最大赢家",摇身一变成为"最大输家"呢?


自从1996年台湾开始实施总统直选以来,表面上每一次都是蓝绿之间的对决,实则不愿意坐视的北京也暗中"参与"了大选。一方面是因为两岸关系一直成为大选的主要焦点,另一方面则是北京或直接干预台湾选举,或放话以企图左右大选选情所致。


*1996年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新闻联播截图


前者如1996年的首次总统直选,北京在台湾海峡举行飞弹演习,试图阻止李登辉当选;后者如本次选举,大陆领导人亲自威胁如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则两岸关系将"地动山摇"云云。换言之,北京俨然成为在背后参与台湾大选的"影武者"。


不过,起初北京虽然有要阻止其当选的候选人,如1996年的李登辉、2000年及2004年的陈水扁,不过并没有意属而欲支持的候选人。甚至到了2008年的大选,北京虽然不希望民进党的谢长廷当选,但也仍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马英九,因为马立场鲜明、并屡次在政治敏感议题上与北京过不去,更严重的是当年在选战期间,马英九随阿扁"入联公投"起舞,也搞起"返联公投",杜绝了北京挺马的可能性,因此那次北京只将精力集中在全面堵截"公投"上。


然而,到了2012年情况大不相同,北京开始有了明确的支持对象。一方面是马英九"学乖了",不再高调反对北京的政策,另一方面两岸实现了历史性双向交流,符合胡锦涛的"两岸和平发展"方向。因此,以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为条件,北京暗中动员台商返台投票,又唆使王雪红、郭台铭等经济界领军人物齐齐站出来挺"九二共识"。结果北京挟"经济牌"的策略奏效,成功左右了选情,马英九顺利连任。


经济牌功效式微


过去四年以来,国民党也一直认为马英九推动的两岸和平与经济一体化获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国民党同样的两岸政策到了2014年,以"太阳花学运"为分水岭,却被台湾社会从原来的正面肯定,变为负面否定。原因是台湾社会开始忧心"两岸经济一体化"后,大陆会利用经济力量来改变台湾的自主政治及台湾社会在民主、自由、人权、国家认同等方面共享的价值。除了前述北京透过经济界大佬间接干预大选外,《中国时报》被与大陆有庞大经济利益关系的旺旺集团老板蔡衍明收购后,舆论导向骤变,意识形态由蓝转红,即为显例。


简言之,过去三十多年来北京在笼络台湾民心问题上不得其门而入之后,好不容易找到"经济牌"这一窍门,最终却因愈发强大却未能在民主方面获得台湾人民的最终信任而破功。


此次2016年大选前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及周子瑜事件,不过是"中国问题"的两个小例子,却对蔡英文与民进党在选前最后阶段气势的巩固及进一步上扬扮演了临门一脚的角色。而这次台湾大选结果所传递的,也正是台湾人民明确地带出向北京说"不"的强烈讯息。


*周子瑜道歉视频截图


过去三十多年来北京苦心经营的对台政策,其最基本的目的,不外乎:一、希望台湾人民更支持统一;二、希望台湾人民更想当"中国人"。


两岸的距离是民心


然而,检视过去三十年来的各项民调,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台湾人愈来愈不想与中国大陆统一,也愈来愈不想当"中国人"。展望未来,时下"天然独"年轻世代的精神面貌,更是让北京无法乐观(参阅林泉忠〈何谓"天然独"?-- 台湾与香港年轻人的去"中国"思维〉,后台回复"天然独"可阅读)。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于2015年11月即马英九与习近平会谈后举行的民调结果,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年轻一代(20至29岁)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只有百分之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认同"台湾未来应独立成一个国家"的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无须赘言,这些数据所呈现的台湾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北京所期待的完全相反。台湾人民透过本次大选,再次清晰地展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与国家认同的坚强意志,同时也揭示了北京多年来对台政策的彻底失败。




诚如候选人之一的宋楚瑜在选后感言中对北京的忠告:两岸的距离,不是海峡,而是民心。在"经济牌"失效的今天,北京在笼络台湾社会方面已无计可施,唯一可以突破的方向,或许正是自我改革,将自己发展成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中国,以重新吸引台湾。


(作者:林泉忠,原题:〈台湾大选 北京是最大输家〉,原载于《明报》,201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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